她是何袜皮。她是前杂志记者、侦探小说家、人类学学者，是女儿，也是母亲。这些都是她的一部分身份。有时，她的身份是现实中的“推理者”。真相城堡
2020年11月，何袜皮来到山东临沭。（图/受访者提供）
2020年11月，何袜皮来到山东临沭，带上行李和装满资料的手提电脑，住进了当地的酒店。已至深秋，天色灰蒙蒙的，这座小城被染成了铅灰色。
让她来这里的这起案子，经常被媒体称为“张志超案”，它是中国司法史上一桩重要的案件。但在她看来，“高婷案”的说法也许更合理，因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表明案件的发生与张志超无关。她更关心的是：张志超不是凶手，那是谁杀害了高婷（化名）。她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不是真凶。她思考过很多种可能性。在她整理的线索图谱之中，他是关键人物之一。她很早就打听到了此人的号码，曾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过很多次，都没有人接，也听说从没有人采访到那个人。那天深夜，摄影师把她送到酒店门口，她准备下车时，突然想到，那人或许只是对外地号码警惕，毕竟有许多记者想找他。于是，她借用摄影师的当地电话再一次拨打——果然打通了。“喂？”那头是那名男性的声音。可当她一说起那个案子，他就把电话挂了。那人也许是心虚，也可能只是对旧事感到厌烦。她不知道。她只是试图从通话里捕捉哪怕一点线索。2005年冬天，16岁少女高婷失踪。一个月后，她的尸体于校园废弃的厕所内被发现。清洁工发现尸体时，开不了厕所的门，只能把挂锁撬开。一名证人指认，案发时段在厕所门前看见了张志超，时年16岁的张志超因此被捕，后被判无期徒刑。张志超的认罪口供，后来被发现与dna、尸检报告等证据并不相符，且案件存在关键证据缺失等诸多疑点。多年来，许多记者、律师为此案奔走。2020年1月，山东省人民高级法院宣布张志超无罪。 许多人为“张志超案”奔走，她是后来者，没有参与前期的工作。张志超出狱后，与他相关的传闻依然很多，有人会忽视新的证据，只相信自己听说的“真实”。何袜皮通过层层考证，分析张志超不可能作案的理由。但，到底是谁杀害了高婷呢？何袜皮想知道答案。答案不只是关于判决。她翻遍了各种卷宗和报道，都没有找到她想知道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答案。其中之一是关于那把锁。那把可以直接、间接解答许多问题的锁——挂锁是什么时候被更换的？凶手如何一边控制高婷、一边开锁将她挟持进厕所？失踪的高婷到底于何时离世？有时跟踪一个案件，何袜皮至少要看几十万字的资料，报道、证词，梳理社交网络上的爆料，再逐一交叉对比、分析甄别可靠的信息。这一回，她搜集到的资料至少有几十gb。她会难以入眠，被某种东西驱动着进行大脑的劳作，直到她发现连通事实的蛛丝马迹。她写过很多案件的分析，遵循客观呈现的原则，谈及主观判断、逻辑推论时，她会表明这是个人观点。这些案件分析传阅度很高，有家属和律师因此找到她，希望她能给案子一点启示。 她与辩护律师李逊、王殿学都认为张志超是无辜的，但在高婷的遇害过程上，各自有不同的推理，至今谁也说服不了谁。追寻真相的过程不像警匪电影那样紧凑、刺激，现实的正义无法只靠肾上腺素驱动。线索不时中断，追击者往往在重重谜题中打转。何袜皮请来当地摄影师为她引路、拍摄证据、翻译方言。她来到高婷的朋友王艳（化名）的原住址，发现王艳已经搬家了。她在村里挨家挨户地问，最后通过王艳哥哥的手机，和王艳在电话里聊了几句。时过经年，王艳已经不确定自己对衣服颜色的记忆。何袜皮为了问那把锁，辗转到了李村。在这个只剩一些老人的小村子里，她从天亮走到天黑，终于找到神出鬼没的老李——现场的第一发现者、学校的清洁工。老李确认，锁是新锁，那扇脆弱的玻璃木门没有任何被暴力破坏的痕迹。这推翻了之前警方推演的张志超一边挟持高婷、一边踹门断锁进入厕所的场景，因为锁比门牢固，如果靠踹门，首先坏的是门。她推测，凶手在案发之前就早已换锁，把厕所当作据点。她偶尔会获得一点新证据作为推理的奖赏，更常见的情形是吃闭门羹。她拨打的电话经常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她回到了案件中的高中校园。她用无人机记录了建筑布局，因此排除了好些不符合现实的推理。她试图拼凑起2005年那个早晨的碎片。根据现场地图和证人供词，她重新组织起高婷的动线。那天的场景可能就是如此：在天色依然漆黑的冬日清晨，早操铃声响起，高婷感冒未愈，她避开东边涌向小操场的人潮，走向西边的小路，穿过因大雪融化而泥泞的大操场，因此没有任何学生看见她。她也许正打算去找刚刚吵了一架的男朋友，因而走进没剩几个学生的教学宿舍楼。她也许在3楼等待或洗鞋时撞见了已经打开厕所门的凶手，被控制并被拖进厕所内部杀害。凶手挂上挂锁后逃离。一个多月后，清洁工为了清理垃圾，凿开厕所门上的挂锁，才发现女孩的尸体。何袜皮想更准确地还原案发的情景，所以她想要更多的细节。社交平台上假装推理的人很多，但推理不是炫技，它需要谨慎的苦功夫：大量证据的搜集，逻辑梳理以及事实查证。如果缺少关键细节信息，进行推理就缺乏事实的基石，可能永远都没法获得答案。她形容，有时就像开一个罐头，她知道水果就在罐子里，但盖子上的拉环却没了。何袜皮来到高婷的家人所住的小区，想再一次确认高婷失踪当天所穿的衣服——以此帮助确认高婷是“离家出走”还是早已遇害。高婷的妈妈接受《今日说法》采访时一度情绪崩溃，她希望能找到真凶，给女儿一个交代。这句话她还记得。 何袜皮敲响了高婷家的门。将近20年了，被改变命运的家庭不止张志超一家。高婷的家人知道她的来意后，高婷的姐姐提出，出门边走边聊，不要打扰母亲。高婷的妈妈和姐姐曾经那么迫切需要答案。一个答案，可以抚平这场凶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个家庭原本是县城里的富裕家庭，父亲开办工厂，在县城里有点脸面，曾是临沭县人大代表。高婷失踪那晚，高父一如既往地给女儿热了牛奶，却没等到晚自习后归家的女儿。在女儿失踪期间，高父曾以30万元悬赏征集案件线索，在当年的临沭很轰动。后来，张志超入狱、判刑，案件迅速“了结”。没过几年，高父离世，四口之家只剩下妈妈和姐姐。这些年来，她们一直以为答案是“张志超”。何袜皮和高婷的姐姐下楼走了走，姐姐认为妹妹的尸体被发现时身上的衣物就是失踪那天穿的，王艳描述的白裤子妹妹从来没有过。何袜皮聊到案件的细节，为何张志超不可能是凶手，姐姐难以听进复杂推理，只想问凶手是谁。多年来，母女俩常常被告知“张志超就是凶手”，似乎锁定某个“敌人”、明确恨的对象，痛苦就能找到出口。可如今她们已无法为寻求答案而奔走。姐姐需要稳定的工作，妈妈的身体则难以应付。经历反复变故后，人的心境会如何变化，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有失落，也许有麻木，也许有痛苦，也许更多的是无力，母女俩需要找到让生活继续的方式。 追寻正义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是程序正义，另一层是善恶的正义、真相的正义。剥开一层，里面还有好几层。这是“张志超案”的部分结局：2020年1月，张志超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后获赔332万国家赔偿金；2021年3月30日，张志超在律师陪同下，向山东省临沂市监察委员会、临沂市检察院提交了追责控告书；2022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通报追责处理结果，山东检察院系统10人被追责。何袜皮更渴望另一个结局：找到杀害高婷的真凶。本案的关键物证之一是一个印着外文贸易信息的白色蛇皮袋，它被套在高婷的上身。何袜皮认为，这或许与真凶的身份有关联，而当年警方没有查到它的来源。她找到了与此有关联的意大利某贸易公司，但询问的电话与邮件，都没有回音。在“张志超案”上，何袜皮用了很多的力气。同样地，她也在长期跟进“冷水江案”的进展。多年来，为此案奔走的人也很多。 2009年的一个夏夜，41岁的女教师刘某被发现倒在冷水江制碱厂一居民楼楼顶，后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有居民检举，刘浒和谢伟这两个高中生同一个傍晚在另一栋楼的天台上玩耍，于是他们成了嫌疑人，后被定罪。此后，他们的父母一直在替他们奔走申诉。两个少年“供认”在刘某死前轮流性侵了她，然而刘某体内并未发现任何男性的dna，整个现场也没有两个少年的生物痕迹。而在被害人贴身衣物的血迹中，警方检测出另一名男子和被害人的混合dna——2019年，警方确认这名男子是张泽（化名），案发时生活在案发地附近，曾因抢劫与偷窃入狱。但新发现的证据，目前没有让刘浒和谢伟获得翻案的机会。何袜皮新闻系毕业后当过记者、编辑，关注过许多案件。那些年，她也经常在媒体上读同行写的大案报道，但是，有些案件却没有后续报道。一些案子渐渐成了“冷案”，而她想知道答案。何袜皮念人类学博士时，城市犯罪是她研究的课题之一。各个国家都有相同的情况：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人口流动，陌生人犯罪的比例大大增加。在熟人社会里，人眼就是监控，而犯人流窜作案，难以通过动机关联到具体的人。当时警方破案还停留在熟人作案的思路，直到天眼工程建立起来，陌生人犯罪的侦破才变得相对容易——根据2024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开数据，全国现行命案破案率为99.94%。 她讨厌谎言，总有揭穿谎言的冲动。她认为，真、善、美中，真是后两者的基础。在案件中有许多谎言，罪犯往往会对犯罪过程或犯罪动机说谎，而她会用证据和常识来驳斥那些谎言。“杭州杀妻案”还未被侦破时，何袜皮在新闻视频里听了许国利的表述，就推测许国利大概率是凶手。如他所说，妻子是离家出走，那怎么会连钱包、手机都没带，电梯监控也没拍到她离开的影像呢？在多起案件中，丈夫有相似的说辞，而妻子的手机、钱包却留在家中，最后被发现是丈夫杀妻。监控无处不在，事实看起来似乎很明朗，但抵达真相尚有距离。凶手阐述犯罪动机时，有时会通过给受害人泼脏水来合理化自己的罪行。就像她分析过的一宗案件：凶手追求被害人遭拒，将被害人在校园内杀害。被害人死后，针对她的谣言铺天盖地，被评价为“渣女”……而凶手则被称为是“走投无路才杀人”。人性的灰色地带很难光凭“证据”解释清楚，这是何袜皮观察到的现实之一。她觉得接近真实的意义就在于此：她想替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经过，而不是由活着的凶手单方面讲述这个故事。她说，如果能向真相更进一步，也许就是朴素的正义。何袜皮有着自己的“秩序感”。她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餐厅的角落位置，在她认为安全、隐秘的角落，观察全景。“袜皮”是她给自己起的笔名，源自小时候父亲给她讲的《长袜子皮皮》的故事——在她小时候听过的童话故事中，只有长袜子皮皮不想嫁给王子。 后来长大了，她喜欢王小波，也喜欢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喜欢略萨、何塞·多诺索、胡安·鲁尔福。她喜欢魔幻、但有很强的现实与逻辑支撑的故事。她写悬疑小说，也写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还写过诗。她在“没药花园”里写了很多案件的案情分析，加起来有好几百万字。一开始，有读者以为“何袜皮”是个男人。她分析、推理如此多命案、要案，轮番审视诸多记录、照片，资料涉及血腥与暴力，有时让人毛骨悚然。她得屏蔽恐惧，再屏蔽愤怒，将过程与证据冷静地写下来。前几年，何袜皮在公众号谈及日常，发了自己的生活照，有人惊讶：她怎么长着一张南方姑娘的脸？也有人毫不意外，他们能从她的文字里感知她对女性处境的敏感与洞察。何袜皮小时候曾想过成为战地记者、调查记者。她在南京大学读新闻系时，正是新闻媒体的“黄金年代”。当时她第一次听说刁爱青的案子——它轰动一时，以至于老师和每一届学生中都流传着与之相关的传言。刁爱青失踪的地方，曾经是何袜皮每日经过的地方。人们在刁爱青消失的街区吃饭、买影碟、买日用品。在人来人往的南京街头，刁爱青消失了，没人知道她遇上了谁。后来人们再听到刁爱青的消息时，已经是她的尸体被分成2000多块，被抛在校园周边不同的地方。 何袜皮不只想分析凶手是谁，她同样在意一位女性受害者是如何被污名化的。案件发生10多年后，刁爱青的照片才第一次被公开。而在此前，人们对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女孩的长相和性情有诸多想象。在谣言里，刁爱青是“不检点的女人”“与已婚人士交往的小三”。何袜皮说，这是毫无实证的想象与污蔑。何袜皮分析一宗案件的第一步，是从多方面查证当事人的模样、身份、经历与性格。她认为性格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它包括周围的人对一个人的主观评价。但当它被综合起来，可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模式、生活习惯，成为改变事件走向的客观因素。刁爱青的照片公布后，打破了许多人的“意淫”。这是一位到南京生活才3个多月的朴素农村女孩，喜欢听《萍聚》，还喜欢看《辽宁青年》等杂志。刁爱青的性格非常内向，到了南京也只跟两个高中同学交往。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正陷于危险情感关系之中。何袜皮说，每当一位女性受害者出现，人们找不到充分理由来解释她为什么遇害，就可能会习惯性地污名化她们。对于处在情侣关系中的女性，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她是不是出轨了；对于在深夜遇害的女性，人们就想象她从事的是不正当职业。 刁爱青之死甚至被卷入阴谋论。“为权贵移植器官”的谣传甚嚣尘上，实际上这些说法完全没有证据支撑。何袜皮曾质疑，如果杀害刁爱青的凶手如此无所不能，为何不让她直接消失，而要用旧床单、旧背包装着她的遗骸碎片，丢弃在失踪地周围的垃圾箱呢？更可能凶手就住在附近，没有车，也没法去长江边或者远郊抛尸，只能就近丢弃。何袜皮说，谣言跟阴谋论是不同的。谣言是一些碎片化的虚假信息，而阴谋论一般是成系统的，它凭借完整的理论来解释悲剧。“很多人相信阴谋论是为了获得一种确定感，而制造、传播阴谋论可能是为了获得某种优越感，仿佛是‘我能够看透这个世界的真相’‘我知道真正的内幕，是他们所不知道的’。阴谋论表面上可能是一种骄傲，但是内在可能是无力感、焦虑感。没法在现实中把握，所以用阴谋论来获得虚假的答案。”从南京大学毕业后，何袜皮进入上海一家报社集团做文化记者、旅行记者，这份工作持续了大约5年。她曾是编辑部里输出特稿数量最多的人。后来，她不想再浮光掠影地观摩某种人文景观了。30岁左右，她辞去工作，漂洋过海，到美国的小镇上读人类学专业，一读就是8年。她的研究领域包括情感人类学，她也关注人的恐惧感，她发现，不管是历史中的人、还是当下的人，只要有能动性焦虑、有不安全感，阴谋论就可能会产生。
她认为程序上完全透明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硬币两面，有太阳就会有影子。只要有人们无法透视的地方，阴谋论就会产生。如果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现实拥有力量感、掌控感，他们也许就不会通过阴谋论寻求答案。阴谋论本质上是一种暴力沟通方式。
她想起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的论述。他探讨阿赞德人为何会相信巫术的存在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家庭的儿子被突然倒塌的木屋压死了，家人认为是邻居或其他村民对儿子施了巫术，导致儿子死亡。科学家说，木屋被白蚁腐蚀，日积月累，房屋自然会倒塌。但这个答案对这户人家来说根本不够。他们能理解房子为什么倒塌，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的儿子在里边时倒塌了？可以说是命运，也可以说是巧合，就是这么巧，他们的儿子走进去时木屋倒塌了。这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东西，人们用巫术来解释。和阴谋论一样，他们需要一个答案：为什么不幸会在这时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何袜皮有时会被夸“胆子很大”，她能沉浸式进入案件的推理，当中的恐怖与人性之恶，并不会让她感到畏惧、脊背发凉。她知道，这些案子让人恐惧是因为其中不可估量的恶意，这比血腥的图片更吓人。但她认为，这些案件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属于人类群体中的小概率事件，不至于让她对人性丧失信心，有时，在案子中也能看到人的善意和互助。但人不可能没有恐惧。何袜皮说，要评价胆大还是胆小，也分很多维度。就像有些人不怕蛇，却怕鬼；有些人不怕鬼，却不敢读凶杀案。何袜皮说她的胆子其实也挺小的。她不敢坐落差很大的过山车，她还特别害怕壁虎。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壁虎是可怕的，害怕的原因可能藏在潜意识里。她聊起《1984》里的情节，温斯顿什么都不怕，却被老鼠吓破了胆（温斯顿曾梦见母亲的尸体被老鼠啃食）。她认为自己的勇敢，倒不是体现在每天看那么多凶杀案的资料和照片，而是在关键的人生节点，自己做了想做的事。她做过的噩梦包括：从高处坠落、孩子遇到危险。梦见孩子丢了，她会被吓醒。她以前的人生规划可能完全是为了自己而活，后来她有了变化。有一次，女儿坐车时靠在她身上，为了让女儿睡好，她几个小时都不敢动。有时，她发现女儿具有她需要学习的勇气，譬如，女儿比她更懂得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何袜皮是个谨慎的人。职业规范、学术训练都对她的思维方式有所要求，再加上本身的性格，她在表达和行为上都会谨慎地考虑后果。在面对热点事件时，她不想立刻下判断、选择站在哪个立场。她宁愿等话题不再有热度，再考虑如何传达信息，让推论更经得起注视和考验。热点散去，也许大家会以更平和的态度评价她的推论，而不是让情绪和立场走在前面。她说，哪怕热点过去了，案件中的真相与人性依然有讨论的价值与意义。
她害怕让人失望，总是莫名地同情陌生人。她觉得自家附近有家超市太过冷清，担心它倒闭，所以总是去那里买不如其他超市新鲜的食物。直到有天傍晚她又去了超市，看到客人不少，才如释重负。她有时还会因为家人还价太狠而揪心。她说年轻时这种症状更加严重，现在已经好一些了。这使她在表达观点时更费心斟酌，反复考量如何可以减少对别人的冒犯。当然，她也不想冒犯自己，该说的话依然会说，哪怕不写，也绝不写违心的、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她曾经不小心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她形容“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她写了某个案件的分析，有人不认可她的观点，因此展开谩骂和攻击。突如其来的网暴，让她得了急性焦虑症，晚上难以入眠，体重从100多斤降到80多斤。后来她慢慢习惯让自己的表达接受公众的审视。她知道很多以表达为工作的人都有焦虑症。这可能是因为，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任何发言都会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审视、揣摩、解读，再微小的话，也可能引起舆论海啸。在何袜皮看来，平台的算法和网络本身的特性，能把关注相同话题的人聚集起来，形成巨大的声量。有支持的一方，自然也有反对的一方。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官方，舆论压力都不可避免。在尚未解决的案子中，被害人家属通常想寻求舆论关注，认为在受关注的环境下，案件更容易尽快得到公正解决。但是，有时舆论也会被误导，谣言会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对于在热点事件中信息饥渴的网友来说，他们想得到关于某个事件的一切细节，而有些人想从热点事件的流量里分一杯羹，会伪装成当事人、知情人。根据平台的算法，带着噱头的假消息不断被推送给大众，形成了人们对此的最初的判断。有了这样的“定见”，之后人们恐怕很难接受“真相”。但何袜皮依然对此保持乐观。她相信公众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群体，是聪明的、会沉淀的，也是会不断学习的。“不要试图用虚假的人设、故事去赢得关注和挑拨公众的情绪，因为真相不可能永远被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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