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综艺的保质期，为什么越来越短？-k8凯发体育app

因为两档综艺，喜剧又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喜剧当然应该是广义的，但鉴于中国影坛此刻的冷寂和情景喜剧衰落已久，我们还是先从舞台喜剧说起。

幽默的进化也有属于时代的连贯性，顺着历年的喜剧综艺回看，能够影影绰绰地看到一条舞台喜剧演进的路线——

脱口秀的到来应该算近10年最大的变量。2012年开播的《今晚80后脱口秀》，差不多被公认为国内脱口秀热潮的滥觞，王自健常常提及的王建国、思文、史炎、李诞、池子等，日后都成为更多观众熟悉的名字。

如果说《今晚80后脱口秀》第一次真正把“脱口秀”的形式捧到大众面前，那么比它早两年开播的《壹周·立波秀》，则已经具备了脱口秀的内核。

有意思的是，王自健和周立波二人，分别出身自传统幽默艺术：王自健上节目之前已经因为说相声在京城火了一把，在观众中有“小王爷”之称，而周立波自创的“海派清口”则有上海滑稽戏的影子。

与此同时，北方一家卫视深夜播出的《爱笑会议室》，顶着简陋的布景道具和常常穿帮的表演，却成了很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凭借高强度的创作节奏、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年轻观众喜爱的无厘头，《爱笑会议室》走出了乔杉、修睿、潘斌龙等喜剧人，也有了日后各种喜剧大赛的影子。

《爱笑会议室》剧照。

2015年首播的《欢乐喜剧人》基本是晚会小品的“探索版”，贾玲、开心麻花团队都是春晚的常客，“小品之王”赵本山的徒弟们则干脆直接以辽宁民间艺术团的名目参赛。

节目办到第二季，冠军从善于舞台创新的开心麻花，变成了说相声的岳云鹏。夺冠前夕，德云社的各大弟子轮番为岳云鹏助阵，最后作为节目主持人的郭德纲都穿上大褂来了一段，百年相声迎来了一次胜利，但或许也是电视语境下的最后一次胜利。

当然，随后滚滚而来的时代潮水还没有彻底淹没一些有关幽默的传承，哪怕是血统和籍贯上的传承。比如出身相声世家、坐在评委席上的马东，比如无论是脱口秀还是喜剧大赛的舞台，都占据了半壁江山的东北口音。

本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胖达人”组合的《代号大本钟》和《进化论》几乎取得了场内场外一致好评。组合成员、哈尔滨人土豆常常自称“四川省青年幽默家”，理由是他的幽默感“在东北至少排在二十万名之外”。

对中国喜剧足够熟悉的观众，在他们的一系列作品里，应该能找到很多经典之作的蛛丝马迹。

《代号大本钟》里正邪角色互换身份的结构，与陈佩斯、朱时茂的《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不谋而合，《进化论》中“母猪的产后护理”更是对赵本山《心病》台词的直接致敬。上一季中《我的学长》中被隔壁人家砸穿墙面的情节，则容易让人想起土豆的哈尔滨老乡黄宏的著名小品《装修》。

曾经在上一代中国人脸上泛起的笑纹，又出现在这一代人的脸上，“梗”的代际传递佐证了喜剧塑造的集体记忆，也佐证了喜剧的进化变迁，听上去很温馨。

站在今天的节点上不难感觉到，那些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的喜剧，与前代已经大不相同。

首先是形式。

没有人还在电视机前蹲守晚会小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综艺节目；人口大规模流动消灭了地域笑星诞生的可能，最新的段子可以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在一二线城市，线下小剧场演出风生水起，德云社和传统相声界纠结20年的“该不该回小茶馆”的问题被轻轻巧巧地绕过了。

《奇葩说 第一季》剧照。

就像半个多世纪前相声从地摊和剧场进入广播电视一样，渠道间的迁徙深刻地影响着喜剧的内容。开放麦、脱口秀、漫才这些舶来概念正在流行，它们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能不能顺利地完成本土化移植。

由于舞台从各大卫视、节庆晚会，搬到了网络平台和线下剧场，更加迫切的生存需要冲到了台前，今天的喜剧对观众的画像也更加精准。

东北作家双雪涛曾在访谈中提及，“遛词”（默背经典相声小品的台词）是那一代北方孩子的基本功，作家班宇在小说《盘锦豹子》中也描写过晚会小品曾经在民间的群体影响力：

“等到联欢晚会上的赵本山登场演小品时，外面的鞭炮声也愈发剧烈，这时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看见全家人守在没有雪花点儿的电视机旁，音量开到最大，目不转睛地看赵本山和黄晓娟演的新小品。”

那是1990年春晚，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的《相亲》，也是赵本山的第一次春晚亮相。之后的许多年，中国人见证了很多风靡大江南北、一直被铭记的作品，乃至于很多年后，几句滚瓜烂熟的台词就能成为一代人辨认彼此的“暗号”。

相比之下，今天的喜剧作品不会再把“全国观众”作为目标受众，特定的段子只取悦特定的群体，尤其是当互联网按下了加速器，喜剧总是更眷顾年轻人。

比如曾经看着《今晚80后脱口秀》的80后们，接近中年，为人父母，面对崭新综艺，大概要茫然地问更年轻的00后：“笑点在哪啊？”

上一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颇受好评的《父亲的葬礼》，在一句“土星，在公转，而我的母亲，在自转”的感慨中收尾，屏幕外的观众一片欢呼，而台下几位70后评委却显得有些局促。

习惯了逻辑严谨、题材写实的晚会喜剧的一代人，面对这样的桥段和周遭的笑声，心中的错愕是不难想见的。

《父亲的葬礼》剧照。

人们总是喜欢夸大天才的作用，而忽略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前段时间悄无声息的综艺《开播！情景喜剧》就用事实证明，导演尚敬来到今天的语境下，也不会是什么救世主，哪怕他曾经一手打造了《武林外传》。

狄德罗说：“如果你不必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世界将是何等出色的一台喜剧。”综艺化的喜剧是更加轻盈的、都市的、讨巧的，看似糅合了很多热点话题，但对于最深切的社会议题却是回避的——当然，晚会上的相声和小品也早早放弃了类似的尝试。

很多年前《主角与配角》的故事背景可以放在一出抗日剧的拍摄现场，今天的《代号大本钟》则只能用遥远的二战来指代战争。本土化的笑料一定还有，只是今天的喜剧创作者们早已不作此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舞台上为了创新绞尽脑汁的年轻喜剧人们在形式上不断实现突破，而在内容的讽喻上又格外乖巧。

喜剧的新可能

到底是什么让喜剧变得“乖巧”？

平台和传统都在不同方面加深了喜剧和当下观众之间的裂痕。

从北方的相声到南方的滑稽戏，传统的表演形式定下了这样或那样的规矩，相声演员反复背诵创作于100年前的“贯口”来磨练基本功，却在理解观众、理解时代的层面上大大落后于脱口秀演员。

就像上海乐队顶楼的马戏团在那首《海风》中惋惜地唱道：“滑稽戏这门艺术变得越来越滑稽。”在新的喜剧时代里，传统幽默艺术逐渐老去是无可回避的宿命。

相声泰斗马三立。/《一百年的笑声》剧照

但新一代喜剧人的创作也并非百无禁忌，互联网放大了观众的审查力，来自大众的道德化目光，正紧张地盯紧喜剧身上的非道德内容——而到底什么是非道德的，常常并没有标准。

这种道德审视始终存在，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无处不在。

上世纪80年代，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创作了一段现象级的相声《纠纷》，段子里虚构的人物丁文元自称是“天拖”的工人，那时候拖拉机厂在天津无人不知，但厂家显然没有娱乐精神，更没有营销意识，一怒之下要状告马志明。马志明解释，天拖未必就是天津拖拉机厂，同一座城市还有天津拖车厂、天津拖鞋厂，都可以用这个简称。

不过自那之后，马志明再表演这段相声时，就不给丁文元作介绍了。有一回临场发挥，说到丁文元的工作时，自己调侃一句：“算了，不问了。”台下笑成一片。

2015年的《欢乐喜剧人》上，贾玲表演的《木兰从军》也面临着相似的争议，却没有相似的轻松结局。

“唧唧复唧唧，木兰啃烧鸡”，贪吃、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恶搞版花木兰，逗笑了观众，也惹恼了花木兰的家乡人。河南商丘市虞城县木兰故里的观众，以及所谓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纷纷要求贾玲和节目组道歉。事件最终以《欢乐喜剧人》停播一周收尾。

类似的事件在各类喜剧综艺的身上一再发生，快节奏的内容输出消磨着创作力，高压的舆论凝视消磨着热情，成名的诱惑消磨着坚守舞台的耐心，多重消磨之下，这届喜剧演员的保质期，也许比互联网段子还短促。

2016年参加《欢乐喜剧人》的潘长江，在台上动情地说，直到80岁也想要站在舞台上。但短短几年过去，他的主场就从喜剧舞台变成了带货直播间。熟悉潘长江的老观众惊讶地诘问，老艺术家是不是“变坏了”？

熟悉互联网的年轻人则见怪不怪地回答，他们只是想开了。在讽刺的大潮中，也有网友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是上了年纪的小品演员，会不会用仅剩的一点名气去带货？

在此种现实面前，能够谈论喜剧是奢侈的，仅仅谈论喜剧却是可耻的。当下意识地去反思自己的笑声是否道德、是否得体、是否恰当的时候，作为观众的我们也面临着一年一度不能承受的喜剧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