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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终于在瑟瑟的秋风中结束了。
重塑雕像的权利用一首严谨精致的“圣歌”重塑了乐队的“唱诗班”,五条人也用一个最浪漫的醉酒仪式致敬了舞台,留下了一个躁动又悠长的夏日回忆。
穿最闪的皮裤,甩最朋克的头,摇最酷炫的吉他,在舞台的每一个角落爬过滚过碾过,声泪俱下地演唱每个人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的青春——
玩乐队这个事情真的特别酷,除了在下台后面对自己钱包的时候。
在中国,玩音乐的大部分都是穷人,即便最开始不是,玩久了都会是。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国的全职音乐人占比仅有一成,大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都有兼职,以免理想和面包两边都空荡荡。
而在收入方面,近半数音乐人月收入不足两千元,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前阵子,曾凭《煎熬》一曲成名的铁肺天后李佳薇,因被拍到在地产公司上班上了热搜,但其实新裤子的彭磊,在早年也曾为了省下中介费,西装革履地去应聘房产中介。
刺猬乐队的三名成员也各有工作,主唱兼吉他手赵子健本身就是一名程序员,后来在摇滚圈扬名后,依然有粉丝在微博下面请教他关于程序员面试的日常。
深圳独立音乐厂牌public的主理人fatway,曾跟过非常多的乐队live现场。他告诉记者,他就曾见过穿着商务装来现场演出的乐手。
“他做金融业务,刚跑完一个小单子,西装革履地演出完了,就一边卖签名周边,给乐迷介绍细则,一边用三台手机同时在和客户沟通合同。那乐手还是玩的重金属,画面看上去别有一番风味。”
可见,没有铁饭碗的音乐人,他们比一般人更渴望做斜杠青年。演出邀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上门来,若不默默经营一点固定的副业,生活真的捉襟见肘。
图/搜狐数字之道整理
在外国成熟的音乐市场,演出是音乐人收入的主要途径。但在中国,即便把餐馆酒吧、live house、大型音乐节三种不同规模的演出场所都算上,也仅有三成音乐人有过演出经历。
再者,在大多数时候,乐队的演出都是很廉价的。即便是五条人,在2010年巡演时,他们在成都只卖出四张票,重庆也只卖出了六七张,巡演结束后一算,每人只挣了80块钱,一顿酒的功夫就清零了,又只能勒紧裤头过日子。
public的调音师rocky也回忆到,2017年时,康姆士在国内巡演,来到他们现场时,才售了2张票。但即使是台下只有两个观众,乐队依然把整个set好好演完了,演完后就和工作人员喝到天亮。
这种窘迫的生存环境,从90年代末开始便如此。北京曾经的摇滚圈驻扎地“树村”,见证了那个年代独立乐队艰辛的发展旅程。
那是摇滚乐绽放得最丰盛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各种乐器“叮叮当当”混杂在一起的声音。
虽然只是一个坐落在北五环外的小村庄,但附近就是颐和园和迷笛音乐学校,自1997年起便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摇滚青年。他们把它视之为乌托邦,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村里房租低廉。
树村的烂尾平房,每个月的房租只需要百来块。因为担心过度扰民,他们在房子的四周裹满了隔音的棉被,又热又闷,真的是单纯的“用爱发电”。
木马、痛仰、舌头等乐队都出自这个神奇的地方。纪录片工作者孙志强曾拍下过一部纪录片《自由的边缘》,里面就记录了1999年到2000年间生活在树村的110个乐队乐手,开篇第一句就是:
彼时,这一片土地,这些平房下蜗居的人,都被边缘化太久了。他们大多都穿着破洞牛仔裤,留着披肩的长发,家里乱糟糟但又充满生气。他们在那片自由的大地上,行走,唱歌,游泳,打闹,大喊大叫,过着穷开心的生活。
后来,树村拆迁了,很多乐队成员都相忘于江湖。运气跑偏的可能混成了印象派画家,更多的是回家理了个平头,拿起了公文包,只有极少一部分的乐队混出了名堂。
做乐队为什么这么穷?一个成熟的乐队,就意味着要抱团吃饭,要有稳定的排练时间,需要为深不见底的全套器材掏空老本,无论是时间还是人力成本都是极重的负担。
而且,有些乐队对自己要求严苛,创作周期漫长,像万能青年旅店,一张专辑做十年。
虽说如今流媒体平台越来越多,但音乐人并未因此脱贫致富,且半数音乐人无力独自维权。《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显示,在欧美国家,音乐人会依托于集体管理组织,帮助他们管理作品和保护k8凯发体育app的版权。但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如此流畅且受信任的产业生态系统。
再者,观众看乐队演出这种消费习惯,在中国没有得到良好的培养。而在国外,以墨尔本为例,每2周至少会举办464场现场音乐演出,在2017年,光是现场音乐会的收入大约为12.2亿澳元。
中国的摇滚圈始终未能自如地赚钱,而且一接触商业,就很容易遭受非议。就像《乐队的夏天》,除了要面对吃瓜观众的无端猜疑之外,还会面临圈里人的不理解。
那么,《乐夏》结束了,这些摇滚乐手又该何去何从?
fatway认为,what happens in underground, stay in underground。“独立与商业的纷争从上世纪延续至今,依旧没有很好的桥梁来衔接。而且许多滥竽充数、打着文化旗号但又不知其所以然的土味商人们,让很多好的独立音乐人被掩埋在人群中。”
他建议,大家有机会还是多听音乐现场,买票支持独立音乐,这样才能让更多好的音乐人走出来。中国音乐人职业化的瓶颈,就在于许多乐迷可能并不是爱音乐,更不会去深挖,大部分都只是随波逐流,追逐流量艺人。
此外,若是乐队能把自己打造成一种精神符号或一个ip,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走向,那么即使暂时没有新作品,也不至于家徒四壁。
像凭着一句“你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出圈的五条人,在扬名后迅速经营起了淘宝店铺“五条人士多店”,开张3天就卖了40多万。
整个店铺风格就像他们的歌一样,带着咸咸的海风。一夜之间,两千多个徽章和一千多件t恤被买空,就连一个简单的塑料袋周边也能让狂热的粉丝热泪盈眶。
诚然,能凭着综艺节目出圈的乐队只是小部分。能赚大钱的就更少了,大部分乐队一表演结束,就要回家上班了。
但正如汪峰所言,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会养成一种最坚硬的盲从性,但是在乐队那里,能看到他们自己。这是很可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应努力让乐队们不要台上光鲜,台下全是泪。如果他们一直受困于生存问题,只会有越来越多乐手不得不“缴械投降”,告别舞台了。
参考资料:
[1]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张丰艳,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2]五条人:该尴尬就尴尬,时尚先生
[3]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新京报
[4]专访五条人:音乐不是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的生活,剥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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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白鸽鸽
封面 | 烧山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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