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边上
由法国人编剧、中国人绘制的《包拯传奇》在去年的安古兰国际漫画节上引起注意,于是黑脸包公在法国红了起来。这让人想起60多年前走红的狄仁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van gulik)的小说《大唐狄公传》让他狄仁杰为第一个在西方成名的“中国侦探”。《包拯传奇》中这位热爱生活的包拯也让人联想到乔治·西默(georges simenon)农笔下的侦探马格雷探长——乔治·西默农是《包拯传奇》的法国编剧帕特里克·马提喜爱的侦探作家。
但《包拯传奇》不是高罗佩的狄公,不是马格雷探长,也不完全是中国的包公,他们都综合影响着《包拯传奇》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包拯——他是一个宋代侦探,长得一脸正气,偶尔还会冒出一些法国人的想法。
《包拯传奇》的法国编剧帕特里克·马提说,包拯的使命是伸张正义并且展示当时法律的局限和社会机制的漏洞——这让人对《包拯传奇》产生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期待。有时,寻找作品内部隐藏的线索比作品本身更有意思。
东方在西方:《大唐狄公案》和《包拯传奇》
在《包拯传奇》问世之前,判官狄仁杰在西方享有盛名,被称为“东方福尔摩斯”,他是高罗佩流传甚广的小说《大唐狄公案》的主角。高罗佩来自荷兰,据说是因为小时候看花瓶上的方块字而迷上东方文化的,后来作为外交官被派驻重庆,娶了中国太太,爱上了川菜、书法、古琴,甚至在其作品中喜欢将中国称为“吾华”。
1945年,高罗佩到重庆时,外国侦探小说已经在中国很有市场了。商务印书馆在1914年便出版了《歇洛克奇案开场》,由林纾翻译,译文洋溢着林氏的福州口音。在高罗佩看来,不仅福尔摩斯并不高明,翻译也不够令人满意。他觉得“吾华”的侦探更高明,于是着手将案头的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之后以狄仁杰为主角写成了135万字的《大唐狄公案》。这本书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影响深远,还被选为大学读物。
《包拯传奇》的编剧帕特里克·马提也是《大唐狄公案》的读者,不过,在中国的两大著名古代侦探中,马提还是选了包拯。他说:“首先是k8凯发体育app的版权问题,其次,我想介绍一个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中国人物。”作为外国人,高罗佩所写的狄仁杰,大概也是后人难以超越的。
与高罗佩不同,帕特里克马提不是个汉学家,作为一个编剧,他只是对侦探故事类型有兴趣。他看过明代的《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对包拯也有所了解。但是,正如该书的出版人徐革非女士所说的,马提作为法国人应该比中国人更了解法国人的想法。《包拯传奇》面对的是法国普通漫画迷,而不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它所描绘的包拯是一个有着中国人外貌的宋代侦探,偶尔会冒出一些法国人的想法。
在绘画风格上,《包拯传奇》依然保有纯正的中国风味。将马提的宋代侦探故事具象化的是来自中国的聂崇瑞,这个坚持中国传统连环画技法的漫画家,对于时下流行的日系漫画风格完全无兴趣。他说,中国的连环画技法很丰富,除了线描之外,在这次的《包拯传奇》中他还运用了一些版画的技法。他曾经在法国出版过漫画《古刹魅影》和《贾儿》,都是根据蒲松龄的《聊斋》故事改编,他也是一个经过法国漫画读者认可的作者。
侦探对侦探:乔治·西默农和包拯
《包拯传奇》的编剧帕特里克·马提喜欢侦探小说,但是不太喜欢雷蒙德·钱德勒式的硬汉小说,他喜欢的是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所以,《包拯传奇》中这个宋代的判官更接近于乔治·西默农笔下的马格雷探长。
“阴冷的天;忧郁的雨;法式美餐;滋滋冒气的咖啡壶;沾满泥泞的鞋底……”与硬汉小说不同,西默农的侦探小说中尽管有冷雨,但不是打在侦探孤独的帽沿上,在一个阴冷的晚上,至少还有炖兔肉之类的热饭菜。侦探不是在柏油的穷街陋巷奔走,而是经常双脚沾满泥巴走在乡间小道上。相对于硬汉小说中孤独的侦探,马格雷探长要家常而且可爱得多。马提说,西默农笔下的马格雷探长每到一个办案的地方,都会给太太打电话报平安。他长着双下巴,微胖,路人甲的外形为他办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他的办案过程就是不断地与被害人的亲戚、佣人、出租车司机、店员,甚至是邮递员聊天。在西默农的侦探小说中,通过这些人物叙述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图景。
马提希望自己的《包拯传奇》同样拥有这样的视野。在《包拯传奇》中通常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上层人士的政治斗争,另一条则是下层贩夫走卒的诈骗、凶杀案件,在故事进行到最后时,这两条情节线会交会在一起,展现一个社会内部完整的权力运行及其影响。故事最终的走向也是乔治·西默农式的人道立场:以身试法的个体也有无奈之处,利益运作背后的社会机制更值得反思。马提说:“包拯的使命是伸张正义并且展示当时法律的极限和社会机制当中的漏洞。但包拯不是格瓦拉,也不是政治家,他是一个执法者,社会机制改革还是要由当时的皇上仁宗来进行的。”
侦探多数比较不爽,个人生活一团糟。马修·斯卡德先生嗜酒如命,福尔摩斯先生沉迷于吗啡。马提塑造的包拯倒是无不良嗜好,至少他与马格雷探长一样正常。他也不是一个在公堂上拍惊堂木的无聊判官,马提说包拯拥有丰富的内在情感,在《包拯传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表现他脱下官服之后的生活,比如他比较热爱在后院与朋友吟诗唱和,也热爱美食。马提猜想,包拯很可能比较喜欢吃肉粽——马提去过合肥和开封,那里分别是包拯的家乡和做官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的肉粽给马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包拯传奇》中的包拯拥有父亲式的慈爱,是书童包兴的人生领路人,这个冲动、机智,偶尔会干蠢事的十多岁孩子的成长贯穿了整个《包拯传奇》。本书的出版人徐革非女士说,除了包拯之外,他的手下人物展昭、公孙策、包兴、王朝、马汉等人都有机会成为核心人物,《包拯传奇》展示的是丰满的人物群像,而不单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宋代侦探。这一点有别于美国的“惊奇”漫画的那套超级英雄路数。
法国包拯与中国包公
在动笔写《包拯传奇》前,帕特里克·马提曾去开封的包公祠搜集资料,当地的管理人员告诉他,根据史料考证,包拯其实是个身高1.62的白面书生。但是在《包拯传奇》中还是维持了包拯的一贯形象——一个威武、高大的黑面判官。因为考虑到将来在中国出版的可能,做一个颠覆形象的尝试是冒险的,尤其作为一个由法国人演绎的包拯。刻板印象与真实历史之间的错位一直存在着,一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会顺从于看客的需要。就像狄仁杰在历史上是个孔武有力的男子,而在世人心目中,他一直是个捻须的清瘦读书人。
帕特里克·马提说,尽管在外形上保留了包公前额的月牙,但是,《包拯传奇》肯定不会让包拯凭借这月牙跑到阴曹地府去抓恶人,中国探案传奇的光怪陆离不会出现在漫画中。高罗佩在《武则天四大奇案》的翻译序言中,表达过中西方的这种差异:“中国人期望着看到罪犯被处决的详细描述,中国作者常常会突然插入罪犯死后在阴司所受的惩罚。这样的结尾满足了中国人的正义感,但却让西方读者惊讶不已,他们并不认同让一个已经认错的人万劫不复的做法。”
打动马提的是包拯故事中的现实性,马提说,宋朝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内部包含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就像现在。在《包拯传奇》中,马提写到了这样的情节:权势阶层为了修建“新城”,胁迫百姓搬家。他说,这样的事情在全世界都有发生。包拯在对抗特权阶层中所展现的正义感尤其让马提印象深刻,“这不是现在最缺乏的吗?法律并不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阶层。华尔街让世界经济陷入麻烦,却未受到任何惩罚。我们需要像包拯这样的人出来匡扶正义”。
更为重要的是,包拯是一个战胜了人性弱点和挣扎的人物,他将自己犯案的侄子处死。他与皇帝的关系也很好,宋仁宗在他死后,还亲自去他府上凭吊,他在权力运作中算是成功的。马提用他所了解的历史知识解释包拯这个人物时,使用的是他的角度,或许更深刻,又或许更简单,这些都是《包拯传奇》的有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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